西北聯大:矗國之偏隅 立世之英才

■姚遠

編者按

提到20世紀以來的中國高等教育歷程,有一些名字是足夠閃耀的,比如民國教育之父蔡元培,比如培養出楊振寧、李政道、趙九章等一大批學術巨擘的西南聯大……然而,有些名字卻并不如前者這樣令人矚目,但卻用自己的努力和堅持,書寫著同樣足以彪炳史冊的歷史功勛。這其中的代表,便是與西南聯大同時建立的西北聯合大學。

自1938年建校,至1939年改組為“國立西北五校”,西北聯大在中國高教史中存續的時間并不算長,但正是這段不長的歲月,連同其前后的發展演變,卻對我國西北高等教育,乃至于當代我國整體高等教育格局的形成,產生了足夠重要的歷史意義。這份歷史意義,只有當我們回溯它的歷史時,才能得到最真切的感受。

今天,就讓我們在這份對歷史的追憶中,重新認識或許我們此前并不熟悉的西北聯大。

在西北大學老校區的大禮堂左側,有一塊不大的石碑。黑色的碑體上,鐫刻著由東北大學老校長張學良題寫的幾行大字——沈陽設校,經始為艱;至九一八,慘遭摧殘;流離燕市,轉徙長安; 勖爾多士,復我河山。

這座石碑矗立的地方,最早為晚清時期西北大學陜源農科前身所在地。1937年9月至1938年3月,這里又成為了國立東北大學工學院與國立西安臨時大學第二院的校址所在。在它背后的大禮堂中,曾有水利大師李儀祉、地質學家張伯聲、我國科學史學科的開拓者李儼(李樂知)慷慨演講,也有丁玲、田漢、賀綠汀等大家學者與西安臨大學生在此校園交流。1938年至1946年,此地為胡宗南“戰時干部訓練團第四團”駐地,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曾在大禮堂訓示,另相繼有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于右任、顧維鈞、程天放、胡適等歷史名人在此講話。連戰的父親連震東也在此任教官。

這座禮堂是戰時我國第一所流亡大學——東北大學與戰時規模最大的兩個大學聯合體之一——西安臨大—西北聯大的辦學地,是歷經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代的中國高等教育風云際會之地。它見證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局部抗戰到1937年七七事變的全面抗戰期間,中國高等教育的兩次重大變遷,也目睹了幾代中國高教人在國難期間不畏艱險,與西部大漠播撒中國高教火種的感人故事。

于西部大地開枝散葉

讓我們將時間回放到那段戰火紛飛的國難歲月。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及其后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我國族最根本的文脈所系——高等教育也面臨國破校亡、根基淪喪的空前災難,尤其是大學數量接近全國半數、在校大學生占全國2/3以上的東北與平、津、滬三地,面臨的危險最為嚴峻。在此期間,先有東北大學自東北向北平、向西安的顛沛流離,再有平、津高校的空前浩劫。

基于此種時局,1937年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號令: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師資為基干,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安臨時大學,1937年9月復并入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這兩所“臨時大學”也成為了日后彪炳中國教育史冊的西南聯大以及西北聯大的前身。

當時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全校有1472名學生,分為6個學院24個系,又分為三大院,分置于西安市內三處:校本部、第一院的國文系、歷史系、外語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廟后街;第二院的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體育學系,以及工學院與國立東北大學工學院共處一院;第三院的法商學院三系、農學院三系、醫學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北大街通濟坊。

1938年春,日寇竄抵西安以東130公里的風陵渡。國立西安臨時大學被迫南遷到了陜南的漢中地區辦學。當年4月,在同一條命令下,位于昆明的長沙臨時大學被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陜南的西安臨時大學則被改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其院系依舊,分布在陜南三縣六地。

雖然“起點”相同,但兩所大學此后的命運卻是迥異的——在此后的十年間,西南聯大堅守于祖國的大西南,躬身育人。而西北聯大卻在短暫的合并后,開始了一場在西北廣袤土地上開枝散葉的艱辛歷程,書寫了一曲中國西北高等教育的壯闊篇章。

西北聯大剛剛在陜南站穩腳跟后的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先后指令,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工學院(含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和國立北洋工學院)與國立東北大學工學院、私立焦作工學院合組為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農學院(即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與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組為國立西北農學院。至1939年8月8日,再令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改為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醫學院和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史稱“國立西北五校”。

時至1944年底,五校之中的國立西北師范學院遷往甘肅蘭州辦學。1946年抗戰勝利后,曾組成西北聯大的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國立東北大學、私立焦作工學院分別在北平、天津、沈陽、洛陽等地復校,而國立西北醫學院并入國立西北大學回遷西安,國立西北工學院則回遷咸陽和西安。

如此一來,在我國的高等教育格局中,便形成了與西北聯大直接相關的北京師范大學(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天津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國立西北醫學院)、西北工業大學(國立西北工學院)、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大學)、西北師范大學(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河北師范大學(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東北大學(國立東北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和河南理工大學(私立焦作工學院),以及北京大學醫學部、中國農業大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西安理工大學、西安科技大學、西安工程大學、陜西理工大學、西昌學院等30余所與之血脈相連的高校。

這一高教格局的形成,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近現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向來以“點”“線”的形式分布于沿江、沿海或鐵路沿線,而西北聯大及其后院校,卻在祖國的西北“面”上進行了展布,從而實現了我國高等教育從點線布局到面上布局的歷史性轉折,也初步打破了高等教育在平、津、滬等城市“重床迭屋”式的畸形分布。

西北聯大作為西北地區高等教育的“母機”,共哺育了30余所高校,開創了我國西北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農科、醫科等大學學科,也催生了我國西北的現代學制,徹底結束了封建教育的歷史。

西北聯大在承載中華民族文脈薪火相傳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參與了一個完整高教體系在祖國大西北展布的偉大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這個涵蓋了文、理、工、農、醫、師范等各類型的教育體系,以及函授、社會教育、學前、小學、中學、預科、專科、本科、研究生等各層次的教育體系,已然現身于西北大地。它還將西北本來就存在的高等教育小溪、小渠、小河匯流成一條大河,一起匯入中華民族教育的“江河湖海”。

擔教化一方歷史重責

上世紀30年代,在日軍炮火中遷入西安的京津高校,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紛紛回遷舊地,但有一所學校卻將自己永遠地留在了西北大地,這就是國立北平大學——在抗戰期間,該校將文理學院拆分成文學院和理學院,連同法商學院組成了國立西北大學,而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則分別成為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的一部分,或國立西北醫學院的全部,這些學院最終都成為了我國西部高等教育新的“母機”,再次繁衍或吸納新的高校。

國立北平大學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要貢獻,與時任國立北平大學校長、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常委徐誦明的遠見卓識是分不開的。他為實現西北高等教育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也對西北聯大及“國立西北五校”展布西北、教化一方,服務當地文化與社會經濟的使命作了最早的闡述。

1938年,西安臨大南遷漢中后,徐誦明和同為學校常委的陳劍翛趕赴漢口,面謁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匯報工作與請示今后工作時,原本有繼續向四川遷移的設想,但陳立夫指出:“西北聯合大學系經最高會議通過,尤負西北文化重責,鈞以為非在萬不得已時,總以不離開西北為佳。”

徐誦明在總結此行的要點時,特別說道,“任何學校所在地,均當與文化中心及經濟中心發生迅速聯絡”,以后又有“關中為吾國第一古都,南鄭又為大漢發祥之地,緬懷先德,興感既多,瞻念前途,孟晉益力,誓必盡逐倭寇,光復河山”“此次抗戰為民族復興之基,意義重大,亙古無倫。吾儕生此偉大之世,允宜及時精進,努力貢獻”的說法,亦即應主動融入地方,成為關中或漢中地域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擔當起教化一方的責任。

1935年12月,在大學西遷尚未大規模實施的時候,徐誦明便已經與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妥商詳細辦法,逐步進行”。他還安排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劉運籌到西安考察。由此,邵力子才有了“西北自中央主持開發以來,物質建設成就漸顯,唯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誠以陜甘寧青新等省,人口總數在2000萬以上,乃竟無一所大學作高深之培養,實不足以應事實上之需要”,免除“全國學區畸形畸重之弊”等重要建議。因此,雖說“為發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邊省文化起見,擬令該校院(西北聯大)逐漸向西北陜甘一帶移布”是一個國家戰略,但是實施和實現這一戰略最核心或最主要的人物是徐誦明。

抗戰勝利后,徐誦明帶出的北平大學永遠留在了西北。國立北平師范大學也為西北留下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國立北洋工學院、東北大學工學院、私立焦作工學院雖復員原址,但也為西北留下完整的工程教育學府。西北聯大與后繼院校一路西去,最終止于西北大漠邊緣和西南古邛都大涼山(指李書田、魏壽昆、雷祚雯、曾炯等將西北聯大精神帶到西康,創建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即今西昌學院),將現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和理念向西北、西南推進了數千公里,大大加速了西部社會的現代化,成為高等教育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典型案例。

釋興學強國大學精神

從西北聯大母體與子體的成立,到建國前夕各自回遷復校或永留西北辦學,這是一個扎根西北、分而有合、子母血脈相連的高等教育共同體的發展過程。其母體與子體在大西北艱苦卓絕的辦學過程,形成了一支包括705名教授、副教授和2169名教職員的教師隊伍,培養9015名學生。截至2016年6月,從直接相關的10所高校師生中走出202名學部委員、兩院院士,在人文與科學領域成就70余項重大發現,成為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上最絢麗奪目的篇章之一。

西北聯大及后繼院校在培養人方面也取得驕人的成績。早在1949年以前,學校的畢業生中就走出了中聯部副部長、駐古巴、印度大使申健,駐蘇大使楊守正,著名作家柳青,全國學聯主席鄭代鞏,開國大典播音員齊越等一批卓越人才。

到1949年,從國立西北大學和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合聘教授和學生中,走出了漢語拼音之父黎錦熙、被毛澤東同志譽為人民哲學家的沈志遠、大慶油田的發現者田在藝、著名植物學家閻隆飛等10位院士;在科學領域,從當時的西北工學院師生中,走出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師昌緒、冶金物理學的創始人魏壽昆、我國核燃料事業的奠基者張沛霖、首個在蘇聯獲得博士學位并任清華大學校長的高景德等13位院士;國立西北農學院師生則走出了創立土壤熱力學的虞宏正、奠定菊科植物分類學的林镕、創立土壤黏韌性測定法的侯光炯、著名獸醫學家盛彤笙等9位院士。在醫學方面,毛澤東同志1943年時的保健醫生、后來的國家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和晚年保健醫生姜泗長院士均為國立北平大學醫學院—西北聯大醫學院畢業生。

除了卓越人才的培養外,西北聯大與其血脈關聯院校還在我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我國最早的高等教育訓導制便初創于此,1939年,該制度還在重慶舉行的國民政府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被向全國推廣;在這一年,西北聯大還繼承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北洋工學院傳統,增設師范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分為采礦、冶金、應用地質3組),招收研究生,這也成為我國最早師范研究生和礦冶研究生教育的開端。

在學科建設方面,1938年5月,西北聯大成立考古委員會,主持對張騫墓的發掘維護,這標志著西北聯大—西北大學考古學科的誕生和重要發展,并由此建立了扎根我國西北的首個大學考古學科,培育了西北地區最早的一批科學考古人才;5年后的1943年,教育部批準國立西北大學邊政學系正式成立,這使得該校與國立中央大學成為全國最早設立邊政學系的國立大學,當時的畢業生也成為西北地區最早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邊疆干部。

此外,西北聯合大學與其血脈關聯院校還開展了我國北方最早的電化教育。1945年,西北師院教授袁敦禮在訪美期間,特聘回電化教育專家葛澤教授,還購買了電化器材及影片,并在北平師院成立電化教育委員會,專設電化教育室,還申請呼號、波長、頻率,專門設立了教育廣播電臺。

值得一提的是,同在 1945年,我國首位國際奧委會委員王正廷與西北聯大、西北師院著名體育教育家袁敦禮、董守義兩位教授一起,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第二屆理監事會上,提出了“第15屆世界運動會(1952年)在我國舉行案”,這也是我國首次提出申辦奧運會的要求。同時,學校還擁有中國近代早期為國家爭得榮譽的第一個中、長跑國際冠軍的郭毓彬和獲得第一個國際籃球冠軍的運動員王耀東。

當前,對與西北聯大的歷史貢獻,學界也逐漸形成了共識。正如教育部原副部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原會長周遠清所認為的,如果缺少了西北聯大的歷史,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不完整的歷史。天津大學原校長李家俊則表示,西北聯大是一個在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辦學聯合體,在那個血與火交織的年代,艱苦奮斗,弦歌不斷,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它的艱難歷程充分詮釋了興學強國的大學精神,反映了根源于反侵略、反壓迫的民族訴求,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精神在大學文化中的體現,同時也體現了現代大學捍衛真理、堅守正義的基本理念和扎根中國大地生成起來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世界上著名大學都是依靠文化的不斷積淀和獨特的大學精神逐步贏得世界聲譽的。80余年來,西北聯大與其后繼院校取得的這些重大成就和重大貢獻,在大多數情況下,比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要艱苦得多,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甚至要忍饑挨餓或冒著生命危險,得來的確不易。正因為如此,它也成為了我們的寶貴財富。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基礎、機制,傳承這些優秀傳統,顯然對現在與未來高校的“雙一流”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系西北聯大聯盟秘書長、西北大學西北聯大研究所所長、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19-01-02 第6版 人文)

鏈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9/1/342319.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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